【红色志丹】抗日红军大学 山洞里走出“将军班”

“红大”校园山洞上的值勤司号兵

“红大”学员打网球留念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1935年12月，全国的政治形势由国内革命向抗日民族革命转变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及时指出：“这种转变是不容易的，需要重新学习，重新培养干部成为重要的一环。”1936年6月1日，党中央决定在瓦窑堡创办抗日红军大学，林彪任校长，毛泽东兼任红军大学政治委员，全校学员编为三科。1936年7月，“红大”随同党中央迁到保安（今志丹县）。

　　这个建在山洞中、被美国记者斯诺称为“世界上唯一的一所不怕飞机轰炸的高等学府”——在一期一科40名学员中培养出2名元帅、2名大将以及18名中将和少将，被誉为“将军班（科）”，而其“团结、紧张、活泼、严肃”的校训至今仍被大中小学广泛引用。抗日红军大学办学9年间，为我党培养了10余万名军政干部，他们在抗日的烽火中成长为栋梁之才。

　　简陋的校舍 将军的摇篮

　　教室是石崖上开出来的山洞，上课没有课桌，学员坐的是简易的小石墩，笔记本是用敌人的传单装订的，黑板是用石灰泥土糊的，住的是土坯房，吃的是小米稀饭——近日，本报重走长征路报道组一行来到位于志丹县城东南前桥半山腰，占地2108平方米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旧址，参观了红大校部及一科教室、学校食堂、学员宿舍和图书室，看到校领导和学员住的都是土房土墙土炕，教室阴暗潮湿，没有窗户；图书馆柜子摆放的是马列著作，厨房是粗瓷碗、土灶台，但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学员们保持乐观的革命激情，上课认真听讲，课余时间打网球、拉手风琴、唱革命歌曲，呈现出一片蓬勃兴旺的景象，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创办军事院校的红色传奇。

　　据“红大”纪念馆讲解员介绍，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的前身为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创办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32年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后来随红军长征到瓦窑堡后改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

　　1936年6月1日，抗日红军大学创建，林彪任校长，毛泽东兼任红军大学政治委员，罗瑞卿任教育长，莫文骅任党总书记。学制，一般为六到八个月。第一批学员共1063人，编为三科。其中一科设在城南前桥半山腰，现有瓦房3间，红砖石窑5孔；二科设在城南柳树坪，现有窑洞1孔，宽7米，进深11米。当时有学员225人，主要是营连级干部，以学习政治、军事、文化为主。科长是周士第（前任）、周建屏（后任）。三科在顺宁镇宋庄村脑畔寨子山上的破庙七八间房子办学。周昆任科长，主要训练班、排干部和部分老战士，共有学员800人。

　　红军大学开课的当天，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徐特立前往一科视察，参观了教室和宿舍，勉励大家安心学习，以便迎接和促进抗日革命的高潮。毛泽东还风趣地说：“你们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却学着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好像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洞中修炼，什么时候下山呢？天下大乱你们就下山。”

　　“红大”一科被称为“将军班”或“将军科”，主要训练师、团以上干部，科长陈光、政委罗荣桓，学员共40名，包括两名外国学员（朝鲜人武亭，越南人洪水），平均年龄27岁，有8年以上的作战经验，平均每人身上有三处伤疤。在红大一期一科学员中，战争年代中有8人英勇牺牲，有22人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以少将以上军衔。其中元帅：林彪、罗荣桓。大将：罗瑞卿、谭政。上将：刘亚楼、张爱萍、陈士榘、杨成武、苏振华、王平、赵尔陆、黄永胜。中将：莫文骅、谭冠三、张经武、张达志、吴富善。少将：贺晋年、刘鹏、萧文玖、张树才（1961年晋升为少将）、洪水。另外，朝鲜籍学员武亭，获得朝鲜中将军衔。学员耿彪，曾担任国防部长。其余学员在中央或地方担任领导职务，他们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学员自己动手凿山建房砍柴取暖

　　初到保安（志丹县）时，“红大”的校舍除了荒草、酸枣树、石洞外，什么也没有，为了保证教学，一科党支部召集会议，动员大家积极行动起来，不论职位高低，大家自己动手，建设新的校舍，选择大的校舍作为教室，最大的石洞原是一个羊圈，学员先把羊粪清除走，在石壁上凿出了一块大黑板，用石头砌成一个挺像样的讲台。小的石洞作为宿舍，清除了杂草、粪便，在洞里垒石炕、砌土炕，然后在上面铺些杂草或木板就是床铺。有的住两三人，有的住四五人。在石壁上凿出一块大石板，桌椅讲台均用石头制作，红军大学的办学条件极为艰苦，大多窑洞都没有门，就用石头在洞口垒城墙和门，找些破木做成门框，用茅草织成门帘，以挡风御寒，在洞口与洞口之间修成平道。由于当时的窑洞都没有门，有几次，狼竟然跑进了窑洞。为此，学员们在睡觉之前，就将脸盆和桌子堵在门口，甚至有的学员还在床头放了打狼棍。到了冬天，学员们在石窑洞里盘了土炕，或者在烟道处垒起敞口土炉子。每个周日，他们就会带上绳子、斧头，去附近的山沟里打柴，背回来烧火取暖。红大学员自己动手将破庙烂石改造成干净整洁的校舍的行动，极大的鼓舞了保安人民。当地群众特地送给红大一面红旗，上面写着“劳动者可以创造世界”。

　　晴天时，学员在草滩上的两棵大树底下，坐成一圈听课，石头是凳子，膝盖是桌子；下雨下雪天，就在窑洞的教师里学习。学员每天听两三个小时课外，都是自己学习、讨论、研究。讲义用的纸是用敌人飞机撒下的传单翻过来刻印的，纸张非常粗糙，颜色不一，又印的不太清楚，看起来很费劲，也有些是粗麻纸。除了讲义，党中央机关有个小图书馆，学员每人每次只准借一本。学员们知道毛主席有一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就借来刻印，每组发一本供大家阅读。中央领导了解到学员学习上很吃苦，多次要求学员注意劳逸结合，不能把身体累垮。规定星期天一定要休息，而且不准留在窑洞里。

　　美国记者斯诺在志丹采访时，红大的办学条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和教员谈话，了解了招生情况和学员的课程、食宿情况感慨万千，在《西行漫记》中写到：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

　　毛泽东亲自给“红大”学员讲课

　　毛泽东对红大的教学工作非常重视，他不但亲自代课，还为红大制定了“团结、紧张、活泼、严肃”的校训。当时红军大学一科所学的主要科目包括：毛泽东讲授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张闻天讲授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辩证唯物主义；凯丰和吴亮平讲授的政治经济学；秦邦宪讲授的哲学；杨尚昆讲授的各国论（主要是英、美、法、德、日、意）；李维汉讲授的党的建设；李德（苏联顾问）讲授的兵团战术；校长林彪主要讲授战役学。时事和党的政策，临时由毛泽东或周恩来作报告。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后，当时红大的一些学员和教职人员对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很不理解，认为这是“放虎归山”。为了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当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红大的操场上给红大的学员和干部职工作了一场报告。在报告中他作了很生动的比喻，他说：“我在陕北保安，看到这里的毛驴很多，要是毛驴上山有三种办法，一推，二拉，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抗日的，我们就推他，拉他，再不干就打他，这就是我们党的逼蒋抗日的方针。红大学员们听了毛主席的报告后，豁然开朗，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抗大”为我党培养了10万多优秀干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为了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红大一科学员走出窑洞，投入抗战。1937年1月，抗日红军大学也随中共中央一起进驻延安，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开始面向全国招生。毛泽东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经常抽时间给抗大学员讲课、作报告，还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延安成为进步青年向往的革命熔炉，一批又一批的革命青年冲破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层层封锁，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探索民族解放的道路。从1936年至1945年，在这9年时间内，抗大共培养了10多万名优秀军政干部，他们在抗日的烽火中成长为栋梁之才。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抗大也完成了伟大而光荣的历史使命。

　　抗日红军大学是我国多所军事院校的前身，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军政大学历史和我国军事历史的重要遗存。抗日红军大学旧址是2006年国务院公布的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安革命旧址中的一部分。该旧址以其丰富的史实资料和完整的文物遗存为全民族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成为陕西省及全国公民素质文化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文/图 三秦都市报 记者 杨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