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 烽火抗战中的文艺大本营

　　延安是抗战文艺的大本营，党中央和毛泽东在领导武装斗争的同时，还构筑了一条强大的文艺战线。依靠文、武两支大军的配合奋战，最终取得八年抗战的胜利！正如毛泽东所言：“如果没有文化军队的配合，我们的斗争是不能成功的。”在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号召下，延安抗战文化运动迅速发展，诗歌、戏剧、音乐、美术、小说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为抗战文艺作出了重大贡献。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再现抗战时期圣地延安的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历程以及他们的优秀成果，本文带领读者共同重温涤荡人心的激情岁月。

　　艾青：以诗为武器，为自由而战

　　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诗人。艾青出生于一个封建家庭。青年时期，艾青在林风眠校长的鼓励下到巴黎勤工俭学，学习绘画，接触欧洲现代派诗歌。回国后，艾青便投身革命文艺活动。1933年，他的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一经发表便轰动了国内诗坛。

　　1938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中国大地。眼见大好河山沦陷，艾青怀着悲愤的心情写下了《我爱这土地》。字里行间，流露出刻骨铭心、至死不渝的爱国主义情感。自此，艾青以诗歌为“武器”开始“战斗”，蕴含的爱国主义情怀鼓舞着人民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发出强劲的战斗力。

　　1941年，艾青毅然离开重庆，赶赴革命根据地——延安，并在当时担任《诗刊》主编。伴随着隆隆炮火，艾青进入了他诗歌创作的高峰期。如他所言，那时候早晨一醒来，脑子上像沾满了露水，充溢着写诗的冲动。期间，他以战士的身份把自己在战争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通过创造性的联想与想象，凝结为抒情主人公的形象，把自己的生命与民族的命运融为一体。《北方》、《向太阳》、《旷野》、《火把》、《黎明的通知》、《雷地钻》等9部诗集也在这一时期被先后出版。因为对心灵自由的渴望，艾青以自由诗作为自己最主要的写作形式。在他看来，自由诗是新世界的产物，更能适应激烈动荡、瞬息万变的时代。艾青的抗战诗歌，源于自由的心灵，不仅在内容上充满自由的精神，在形式上也不愿受既有格律和程式的拘囿。他具有开放的眼光，对以惠特曼为代表的自由诗和以凡尔哈伦为代表的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借鉴，使他在意象的选择、意境的营造等方面表现了极大的自由，在其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中，呈现了一种崇高之美与苦难之美，代表了中国自由诗创作的成就。

　　冼星海：音乐家亦是无产阶级革命家

　　冼星海，祖籍广东番禺，出生于澳门，中国近代著名作曲家、钢琴家，有“人民音乐家”之称。一生中创作了200多首大众歌曲、4部大合唱、2部歌剧、2部交响乐、4部交响组曲、一部交响诗、一部管弦乐狂想曲，以及许多器乐独奏、重奏曲和大量的艺术歌曲，还写了许多音乐方面的论文。

　　1935年，冼星海从巴黎音乐学院毕业回国，恰逢抗日战争。他投入到抗战歌曲创作和救亡音乐活动，创作大量群众歌曲，并精心为进步电影《复活》、《雷雨》、《大日出》、《夜半歌声》配曲，而且为了抗日救亡不要任何报酬。后参加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并赴武汉与张曙一起负责救亡歌咏运动。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上海话剧界战时演剧二队，进行抗日文艺宣传。

　　1938年9月，冼星海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全体师生的邀请，前往延安。在延安期间，冼星海进入创作的巅峰期，谱写了《军民进行曲》、《生产运动大合唱》、《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作品，并于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5月11日，在延安庆祝鲁艺成立周年晚会上，冼星海穿着灰布军装和草鞋、打着绑腿指挥了由其作曲、诗人光未然作词的《黄河大合唱》，在场的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连声叫好。越来越多的战士唱着“风在吼，马在叫”走向战争最前线，直到现在，《黄河大合唱》仍被广为传唱。

　　为了给纪实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制音乐，鉴于当时苏联的设备先进，冼星海等人来到苏联。第二年苏德战争爆发，不懂俄语的冼星海，无法为战争效力，打算回国。但最终由于边境阻碍，也未能回国。而此时，冼星海开始患病，身体羸弱不堪，但仍未停止其音乐创作，相继完成了《民族解放交响乐》（“第一交响乐”）、《神圣之战》（“第二交响乐”）、管弦乐组曲《满江红》、交响诗《阿曼该尔达》和以中国古诗为题材的独唱曲。

　　光未然：谱写抗战主旋律

　　光未然，原名张光年，现代诗人，作家，文学评论家。

　　1938年秋冬，光未然带领抗敌演-剧队第三队，从陕西宜川县的壶口附近东渡黄河，途中目睹了黄河船夫们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聆听了高亢、悠扬的船工号子。中国雄奇的山川，战士们英勇的身姿激发了创作灵感，时代的呼唤促使他怀着高涨的爱国热情谱写了一篇大型朗诵诗《黄河吟》，后来被改写成《黄河大合唱》的歌词。作品以抗日战争为背景，以黄河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庄严地讴歌了中华民族的坚贞不屈、顽强抗争的英雄气概，启迪人民来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于1939年4月13日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后，随即很快唱响全国，成为抗日歌曲的“主旋律”和时代的最强音，至今仍广为传唱。

　　光未然于1936到上海开始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先后在武汉、鄂北、重庆等地进行抗日宣传，希望通过文学著作唤醒人民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1940年创作了长篇叙事诗《屈原》，1944年搜集整理的彝族民间叙事长诗《阿细的先鸡》，是整理我国少数民族文学遗产的一项开拓性工作。同时，光未然也与李公朴、闻一多一道从事民主运动和诗歌朗诵活动，宣传抗战事迹，呼吁人民一致抗敌。

　　柯仲平：“狂飙诗人”的爱国情结

　　柯仲平，原名柯维瀚，云南人。早年在西南边陲的时候，就接受新思潮的影响，多次组织学生示威游行。初到延安，柯仲平就结合自己以往的诗歌创作经验，致力于朗诵诗的创作、诵读和讨论，从而激发起延安地区的诗歌朗诵热潮。

　　柯仲平的外表和其火一般的性情，使其很早就获得了“狂飙诗人”的称号。在延安时期，柯仲平积极投身于抗战文艺和解放区革命文艺活动，深得文艺界和人民大众的赞誉，而当时延安文艺运动的火热场景也应和了诗人的狂飙精神。

　　1937年12月底，延安最早的群众性诗歌组织战歌社成立，柯仲平兼任社长。战歌社成立之后，首先发起延安的诗歌朗诵运动，这一运动的蓬勃发展曾引起文艺界对诗歌朗诵问题的关注。1938年他创作了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两部歌颂工农斗争生活的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和《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是解放区诗坛上较早出现的描写工农斗争生活的著名长篇。

　　1938年8月7日，柯仲平领导的战歌社与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战地社联合掀起街头诗运动，把延安的诗歌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当时有柯仲平、林山、田间等联合发表具有强烈的时代性、战斗性、群众性的《街头诗运动宣言》。与此同时，延安三十多位诗人涌上街头，在墙壁上、岩石上、门板上到处书写新作。也有人散发诗歌传单，登台朗诵，延安的大街上还飘荡着“街头诗运动日”的长条红布。

　　柯仲平1949年3月离开延安，是延安时期坚持诗歌创作活动最持久的诗人。在此期间，柯仲平在参与边区文艺领导工作之余，还发表了许多关于诗歌创作的文论，培养了大批文学新人。他创作了众多的政治抒情诗，如《海夜歌声》、《不到黄河心不甘》等，同时写了《劳工神圣》、《无敌民兵》、《十二把镰刀》等优秀剧目。除此之外，他还积极为革命做宣传和组织联络工作。他所创作的诗歌戏剧被毛主席称为“既是大众性的，又是文艺性的，体现中国气魄和中国作风”。

　　吴印咸：为岁月留影，为历史存真

　　摄影界“一代宗师”吴印咸，是我国电影摄影教育和图片摄影教育的开拓者与奠基人。生于1900年的吴印咸与世纪同龄，他是中国革命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记录者，他用手中的摄影机和照相机，站在时代和历史的潮流中，忠实地记录着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的风云际会。

　　吴印咸自幼喜爱绘画、书法、篆刻，曾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时研习摄影。1935年，吴印咸应电影界及文化界泰斗夏衍之邀到上海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由田汉编剧、许幸之执导的影片《风云儿女》，成为电影摄影师。影片公演后，引起轰动，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激情和斗志。1938年，受周恩来之邀，吴印咸跟随袁牧之到延安、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敌后拍摄反映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生活与战斗的纪录片：人民电影的第一部作品——《延安与八路军》。自此，吴印咸正式踏上了抗日救国的宣传道路。

　　进入延安，吴印咸一边摄制影片，一边利用空余时间进行摄影创作，他拍摄的《宝塔山》、《抗大午餐》、《白求恩大夫》、《延安庆祝百团大战胜利大会》、《朱德》、《周恩来》、《兄妹开荒》、《延安文艺座谈会》等摄影作品，以及大型纪录片《南泥湾》等，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军民的斗争留下了宝贵的革命史料。

　　新中国成立后，吴印咸奉命与章泯、钟敬之等同志筹建了中国第一所电影教育高等学府——北京电影学院。在长达十余年的教学生涯里，吴印咸呕心沥血、潜心钻研，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电影摄影和图片摄影的优秀人才，其师德、人品和艺术学养深得人们的敬重和爱戴。

　　古元：用版画传递爱国热情

　　艺术大师徐悲鸿曾在报纸上发文——“从高空俯瞰大地，中国的版图上有一座山和一条河曾生养过‘中国艺术中一卓绝之天才’，这山旧称香山，这河乃为延河，这位艺术天才就是中央美术学院第三任院长，人民画家古元先生。”古元是延安木刻最具代表性的画家之一，他的不少作品因为浓郁的乡土气息、独特的民族与地域特色成为新兴版画的经典，尤其是抗战时期在延安创作的《运草》、《减租会》、《部队秋收》等作品，传递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为人们掀起保家卫国的抗日斗争热潮发挥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1919年，古元生于广东香山县唐家湾镇那洲村。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广州遭受日机空袭，古元感叹美丽河山就要被豺狼蹂躏，于是绘制了一些日寇暴行的宣传画张贴在家乡街头上，积极向人们进行革命宣传。1938年，在村里抗日救亡宣传队的影响下，古元毅然报名参军，奔赴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延安期间，古元身在后方却心系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当得知日寇入侵的暴行后，他以画笔作武器，深入农村和战地生活，用木刻创作出极具时代感召力的《运草》、《减租会》、《离婚诉》、《练兵》、《部队秋收》、《哥哥的假期》、《人民子弟兵》、《拥护咱们老百姓的军队》和后来的《人桥》等名作。人物写意传神，撼动人心，引起全国的强烈反响。

　　作为延安时期极具代表性的版画家，特殊的生活场景、学院教育和政治思想塑造促成了古元创作的政治立场、审美倾向以及技术手法。他的版画摆脱了西方木刻的影响，创造出阳刻为主、构图多变、简洁、明朗、清新、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地方特点的独特风格，其魅力不仅在于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更在于所代表的一代艺术家在艺术之上的革命精神。

　　贺敬之：人民诗人 时代歌者

　　现代著名诗人和剧作家。1924年生，15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1945年和丁毅执笔集体创作我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获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并创作出了脍炙人口的《翻身道情》、《南泥湾》等歌曲以及《回延安》、《桂林山水歌》、《三门峡颂歌》、《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等诗歌。

　　1940年，怀揣着对理想的追求、对延安民主和革命的向往，年少的贺敬之踏上了北上的征程。日本侵略者疯狂的扫荡使得贺敬之的创作视角逐渐深入到阶级的苦难中。一年中，他接连不断地写出了《小兰姑娘》、《红灯笼》等许多关于农民题材的诗篇。

　　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发表后，实践《讲话》精神、自我改造的热潮掀起，这时的贺敬之更是积极地投身到下农村、进部队的锻炼中去，如饥似渴地吸吮着民间文艺的甘露，尤其对陕北一带民间秧歌、民间小戏和民间歌舞等进行了解和学习。也正是这段时期，贺敬之创作出了传唱至今的歌曲《南泥湾》、《翻身道情》。

　　1944年，贺敬之负责歌剧《白毛女》的剧本写作。在执笔期间，贺敬之的情感也像戏剧般高潮迭起，荡气回肠。在小窑洞里，他一边写着，眼睛里时而流着泪、时而冒着火……《白毛女》的剧本完成后，在鲁艺礼堂进行了彩排，反响非常强烈——当地农民观看了彩排，哭成了一片。

　　之后，贺敬之便离开了延安。直到1956年,再次回到延安的贺敬之答应大家，将用信天游的方式写几句诗在大会联欢会上演出。夜里，他就在窑洞里面走着唱着，一边流眼泪一边写，写了一夜，吟唱不止，结果感冒了，嗓子失音了，唱不出来，便没有在晚会上唱。几经周折，稿子竟然被《延河》杂志刊发，从此有了感动万千读者的——《回延安》。

　　丁玲：用笔尖呼吁全民抗战

　　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湖南人。1927年，她首次以丁玲笔名发表小说《梦珂》。1930年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她早期的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

　　1936年秋，丁玲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到达陕北保安（今志丹县）。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延安抗大的学员纷纷要求提前毕业开赴前线，并组成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吸收文艺骨干，到前线去宣传抗日，任命丁玲为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西北战地服务团不仅是工作队也是宣传队。为了更好地宣传团结抗日的政策，他们组织团员采用大鼓、小调、秧歌、相声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学习创作了许多新颖的节目，如东北秧歌改编的《打倒日本升平舞》，京韵大鼓《大战平型关》，每次演出都轰动全场。

　　1942年7月，抗战处在艰苦阶段，为了纪念抗战五周年，朱德总司令邀请在延安的几位作家到桃林的总司令部去看电报。朱德对丁玲和其他作家说：“这里不知有多少好材料，都是千真万确的事，请你们看吧，看了好写。”丁玲在那里读了两天，被前方的英雄事迹所感动，激动地拿起笔写了《十八个》这篇短文。1943年冬天，中央党校发动部分学员写秧歌剧。丁玲听了许多故事，写了《万队长》。延安的新生活、新风尚，每天都在感染影响着丁玲，丁玲觉得自己的作品要广泛地被人民接受、被人民理解，必须走进人民的中间。

　　1944年6月，丁玲参加了陕甘宁边区合作社主任联席会议，她根据采访到的模范事迹，写了报告文学《田保霖》。毛泽东看到专门对丁玲说：我一口气看完了《田保霖》，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写下去。在毛泽东的鼓励和肯定下，丁玲的笔触完全转变到工农兵身上来了，她陆续写出了《魍魉世界》、《民间艺人》、《我在霞村的时候》、《袁广发》等一批颂扬工农兵形象的好作品，文字和风格，更贴近老百姓，更适合老百姓的阅读口味。

　　1948年，丁玲历时两年完稿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这部小说反映了中国农村的巨大变革，成为丁玲创作的里程碑。(文字整理：记者 杨小玲 高山 实习生 高萌 陈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