赓之先生和他的新蒙学三字经

　　小学生负担过重，身体素质差，“小胖墩”、“近视眼”大增，厌学情绪严重；中学生“唯分是论”，挤“独木桥”，应试教育弊端凸显，“出走”不断发生；大学生生活自理能力差，道德信仰缺失，“游戏人生”，恶性案件时有报道。我们的教育到底怎么了？人们对教育现状不满，而教育本身离一个现代化大国的要求也相距甚远。在这些忧思和探索中国教育的人们之中，有一位先生，还在八十年代初，他就指出，教育的问题浮在“上面”，难点在中间，解决问题的根本却在“下面”。

　　他就是朱原，一九六零年生人。此年恰逢庚子年，他的外公王志新先生，户县一中的创始人之一，为了让爱孙牢记“庚子”国耻，便给他取字“赓之”。赓之另有继承、传承之意，外公同时希望他能将祖国的传统文化继承之发扬之，当然也包括承继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

　　他的父亲是地质八队的首席高级经济师，母亲则是从教三十五年的语文教师。地质勘探工作决定了父母能给他的只有漂移不定的教育环境，从边疆到内地，从都市到乡村，从地方到厂矿，他总共上过十几个学校，有时一学期就转学好几次，正是这种经历，让他能够更多的感受和观察最原生态的中国教育。

　　他冷静思考教育问题是在参加了工作以后。偏科导致高考失败，他成为了一名野外地质钻探工人，但他心中热爱文化的种子，不但没有泯灭，反而随着阅历和思考的加深日渐长成“好大一棵树”。他发现，一些八九十岁的老人不戴眼镜，借着日光，竟能读书看报，而且往往写一手好书法，村里的对联、书信以至诉状都能轻松应付，一问老人，他们都只上了几年私塾，从“三百千千”一直背诵到“四书五经”，早期的记忆强化教育，使他们终身受益，这难道不正是传统语文教育的优势所在吗？

　　后来他以工人的身份进入单位机关从事职工教育和文化宣传工作。人们发现，不仅是本单位，而是各地各行的单位，虽然人员很多，新老大中专学生扎堆，但要找一个“笔杆子”很难，常常要通过借调的方式“挖”人才。这说明什么？一个人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再到大学，甚至研究生，少则十五、六年，多则二十年，读来读去，到头来竟然母语不能过关，这岂非怪事！有的年轻人错别字满篇，有的年轻人连请假条都写不流畅，还有的年轻人甚至请人代笔来写“情书”！

　　自己又能为当代教育作些什么呢？

　　经过他的观察和思考，他认为现行教育虽然对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功不可没，但现行教育基本是按照西方的教育模式运行的，其最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导致青少年人文知识的缺失，尤其是儿童期缺少基本的常识和道德积累，不能尽早进入一种文化的“磁场”之中。过去行之有效的记忆方法被武断的指责为填鸭式的教育，其实是很不公允的。这就好像牛吃草，开始是不用细嚼的，先吞下去，到了闲暇之时，再慢慢“反绉”。为什么贾府的丫环会作诗？因为她周围的人都在谈诗论词，她耳熏目濡之故。早期的百科知识诵记，就能使孩子提前而又轻松地进入文化磁场，与文化精英、古今贤达朝夕相处，见贤思齐，这样情操、学养怎能不高？革命家陆定一老人早在二十年前就发表文章指出，语文教育同道德教育一起滑坡，就是从民国初年小学课上念“大狗叫，小狗跳，叫一叫，跳一跳”，这类所谓通俗文字开始的。解放后，教材虽然一改再改，但指导方法却是一贯的。八十年代开始，一大批学者提出对五四新文化特别是废除文言文开始反思，其实质就是对传统教育理念的再认识，对现行教育的再反省。

　　此时他接触到了海外归侨袁晓园女士主办的《汉字文化》和她的新汉字观。围绕这本杂志，汇聚了一批既坚守文化净土又不乏文化前瞻的学者，如许嘉璐、赵朴初、安子介、卢遂现、暴彦巴图以及国外的汉学家南广佑、石井勋等人。他们各有妙论，但共同的观点是：汉字是世界上最简约、最美妙、跨越时空的文字，是中华文化的根基所在。其中袁女士五十年代初在联合国从事文秘工作时发现，所有文件的不同文本中，只有汉语本最薄，却又最准确明了。安子介先生说“汉字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卢遂现先生说“每个汉字都是一个信息魔方硅片”。这些新汉字理论认为，汉字是图象文字，一个字越复杂，信息容量就越大，而信息量越大，与其他字的区别也越大，字形简单的字则反之。只要行文有韵，句子精炼，先生领读，孩子们念起来琅琅上口，那么诵、读、背、记一气呵成，自然而然，学起来就会如鱼得水。

　　这些汉字理论使赓之先生的眼前豁然开朗，仿佛看到了茫茫大海上的灯塔，浓浓阴霾后的红日，多年的文化追求终于找到了根据地。但中国之广大之厚重，并不缺乏智慧的脑库和虚玄的理论，反而是来自基层有皮肉上熬出来的经验，又汲取了新理论，打通了知与行的学人，却是少之又少。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对！就下大气力，编一部有百科知识内容，用集中识字的方法，进行“三正”教育（正道、正统、政治）的系列性三字韵文读物，把民族和人类最美好的文化积淀，奉献给儿童。这部读物要达到灌输原经典，融通常经典，寻觅准经典，钩沉类经典，打造新经典和以蒙养正，以美引善，寓教于乐的目的。一个人的力量是微薄的，学养是有限的，但赓之先生认准了的道路，他就会坚持不懈，义无反顾。他认为只要能为国家方兴未艾的教育改革提供一些哪怕是很小的贡献，作为一个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的中国人，何乐而不为呢？！

　　他把自己的教材定名为“赓之新蒙学系列三字经”。所谓新蒙学，就是指直接借鉴古代传统蒙学即“蒙养教育”的经验，改造升华使之适用新时代之科学精神、政治文明和经济全球化、文化民族化的特点。所谓系列，就是可拆可合，读多少，用多少，教多少，都可由老师、校方、家长甚至受教者本人来自由选择。按每篇少则八百字，多则三千字的篇幅，一般熟读背诵三五个篇章，就可解决识字问题，辅之其他精心编选的教材，如唐诗宋词、毛泽东诗词等等，两年最多三年，就可以完成小学六年的语文学业。如果再辅之以写字、书法、对句、绘画、音乐、游戏，用小学时段完成整个初高中的文史政社科学习，以后的大量时间用于数理化等自然科学，学生的学习就会游刃有余。

　　最先成稿的是《汉字篇》，这是学习袁晓园、徐德江汉字理论的直接成果。其中的跋文这样写到：

　　郁郁乎，大哉文，我汉字，妙绝伦。哲睿思，启混沌，八千岁，亿兆人。传仓颉，炯四目，仰俯察，文始著。鬼神泣，天雨粟，巍巍乎，丰碑矗。汉文字，最延绵，载文明，若车船。洋洋籍，浩浩典，代复代，一脉传。清民际，忽遭谗，国运衰，人心寒，罪诸字，乱辙辕。字何罪，倍凋残。拉丁论，弄虚玄。向壁造，害匪浅。昏昏然，逾百年，邯郸步，辱先贤。学汉字，并不难，循乎理，道可缘。继精华，驭简繁，电脑输，竞优娴。行世界，惠人寰，廿一世，曙光晗，尔小生，笑开颜。

　　也许有人会说让学龄前儿童背诵这样的文字太难了。其实新编的东西无论再难也难不过古代的东西。过去的孩子能背，今天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能呢？科学研究表明，人的记忆是有巨大潜能的，而我们只开发了其中极小的一部分。背诵记忆的开发是需要锻炼的。胡适之先生十三岁之前，就已经背诵了几十万字的诗文。这就像歌里唱的一样：“苦成了习惯就不苦”，一但背功练成，左右逢源，信手拈来，腹有诗书气自华。

　　当然也并不是说我们的古人什么都好。我们的先贤惯于整体思维而不重分类细究，注重人伦教育，而不重自然、技术，注定了现代经典科学不能产生于东方国度。因此，他的三字经拟定了 “植物篇”、“动物篇”等篇章。把传统文人习惯描述、民间大众认知和现代科学定义三者有机结合。比如植物篇这样写道：

　　绿芊芊，郁蓊蓊，聚烂漫，立婷婷，我家园，胜仙境。乔灌草，扮春浓，美奂仑，斯植物。植物者，惠于人，为梁栋，为餐饮，秀我庭，蔽我身，此德厚，此情醇。生物圈，唇齿共，碧云天，覆万荣。

　　动物篇写道：

　　或乖巧，或刁凶，非善恶，是本能。有披毛，有鳞羽，孳绵绵，遍水陆，承生命，此动物。动物界，种繁纷，广义者，包括人，以进化，论其身，各动物，皆生灵，秉造化，共根藤，万类竟，本无尊，咫尺邻，远近亲，同结庐，地球村。

　　动植物是人们日常最熟悉的，也是儿童们喜闻乐见的话题。而越是这样写起来似乎越难，要把握新旧学问的融会贯通，了解儿童的认知心理，多涵盖生字，注意典雅和通俗的结合，更重要的是韵文这个本质不能变，这正应了古人的话：“画神鬼易，画犬马难。”资料、资料、最缺乏的还是资料。尽管他是一个拼命买书，破产读书的人，早已坐拥书城，但依然感到捉襟见肘，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多亏早年母亲对他的强化背诵和他持之以恒的自学习惯，使他把潜心研读于光远、费孝通、侯学煜、童大林这些经济、社会学家的收获，都用在了《开发纪》、《环境篇》和《聪睿记》上面。

　　联想到目前初中、高中甚至马上就高考的学生，为了一堆人名、生卒日期、主要事迹等一遍遍的死记硬背，到了用时又往往张冠李戴。他撰写出《精英纪》，对在各专业有定论的人物均有描述，例如现代文学史上的“鲁郭茅巴老曹”，他是这样写的：

　　鲁迅骨，铁铮铮，领呐喊，唤群英。沫若学，博大深，文史驭，彝甲通。茅盾名，沈雁冰，光子夜，文斗星。巴金笔，真话风，家春秋，瑞文公。老舍艺，人民心，巨擘摹，两乾坤。曹禺剧，演风流，雷雨骤，昭君柔。

　　二零零三年，赓之先生因家中发生变故，离开了在外地的私立教育工作，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户县，他蜗居在书院巷的农家小院，静下心来读书剪报看碟创作。他用他微薄的下岗补贴，除了生活就是收集资料。书籍买了近千本，报纸剪了五六尺，碟片买了两箱子，碟机看坏了三四个，视力明显的衰退了。他常说，很可悲，有些好的音像作品被更多的文化垃圾掩埋了。港台、西方的文化产品都来了，我们却把舞台大方的拱手相让。文化产业进出口的严重倒置并未引起大多数国人的重视。人们的眼球被大量的诲淫诲盗的、嗲声嗲气、言之无物的文化产品所占据，伴随着影视明星的推销，不胫而走，它们同主旋律同台竞技。他充满忧患意识地说，孩子的心灵就像一块土地，不被庄稼占领，就会被野草占领。尤其是国外输入的一些所谓大片，宣扬的思想，正在侵害我们的少年儿童的心灵，而我们却在离传统文明渐行渐远。他还痛心疾首地谈到云南大学马加爵杀害同学案、中国政法大学付成励弑师案以及近年来年轻人的自杀案例。他认为中国是一个无宗教、泛宗教、超宗教的国家，这是中国最大的文化国情。五四运动打倒了“孔家店”，现行教育推倒了“天地君亲师”，流行文化又使人们“无所敬畏”，人性中的阴暗面一下子诱发了出来。问题的根源还在教育上，教什么和怎么教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严迫的摆在中国人的面前。新三字经应该堂堂正正地宣扬正道、正统、正气，在孩子们最白的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于是，他把主要精力都用来撰写红色经典《长征记》和《抗日记》。他在《长征记》中这样叙述抢夺泸定桥、爬雪山和过草地：

　　夺泸定，多奇志，昼夜奔，二百四。看貔貅，若插翅，焉能复，翼王事？！铁索寒，光溜溜，桥板撤，颤悠悠。涛声吼，眩目怵，枪声乱，响嗖嗖。匍匐进，跃而超，披弹雨，浴火骄。赖大珠，赤胆昭，廿二勇，勋劳高。裂敌胆，冲锋号，夺敌命，龙虎彪。熊罴馁，狼狈逃，铁索桥，掌中操。

　　望雪峰，白玉雕，似万笏，耸琼瑶。风嗥啕，鹅毛飘，岿然跽，与天高。单军装，缀褴褛，步步攀，寒彻骨。感缺氧，喘嘘嘘，战友情，相搀扶。辣椒汤，以“进补”，荆棘杖，以持柱，溜雪坡，以童趣，夹金山，挥兹去。

　　芳菲甸，滥污沼，妖冶花，伴腐草。似魔毯，曼漂渺，野茫茫，苍生杳。叹缺粮，饥腹叽，尝野菜，嚼牛皮。恨无力，踉跄履，一失足，没入泥。抬单架，山样沉，护伤员，义薄云。阶级爱，骨肉亲，杨立三，事犹新。

　　这就是赓之先生和他的新蒙学系列三字经的点滴情况。也许很多户县籍学子对一九九六年的暑假在文华轩书店里和先生谈学论道的情景还记忆犹新，算来已有二十年了。二十年来，先生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向身边的人阐释了什么叫执着，什么叫热爱，什么叫“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赓之先生就像文化苦旅中孤独的行者，就像地球深处油气矿藏的沉积与喷发，就像阿拉伯神话中守护神灯的信徒。一位青年诗人赠给他一首小诗，也许是对他一个很好的注脚：

立锥无地旅孓身，

悲愍常怀济世心。

信知藏油沉复涌，

瀚海神灯牧羊人。

　　（陕西文明网 通讯员 吴克亮）